欢迎大家关注“之华说史”配资世界门户首页，今天我们将一起探讨19世纪末期中法关系的变迁，聚焦法国侵略越南的背景，以及中国如何面对外部压力和挑战。
法国对华政策的转变
1883年5月15日，法国外交部长沙梅拉库指示派遣脱利古替代宝海前往北京，继续与清政府谈判。脱利古接到指示后，立刻着手准备。他根据宝海的报告分析到，中国政府似乎对法国在东京的行动表现出强烈的不满，甚至准备调动大量兵力进行抵抗。然而，法国方面认为这些反应不过是源于中国一贯的“好战倾向”，且缺乏具体证据来支持中国的行动准备。因此，沙梅拉库要求脱利古进行深入调查，以便为法国政府制定更加精准的政策。
脱利古很快在6月18日上报了自己的结论，他认为中国并没有实际的军事准备，甚至贬低了中国的军力。他指出，中国所谓的军事准备实际上是虚张声势，试图通过一些不具威胁的武装来震慑法国。脱利古的这一报告进一步加深了法国政府对中国的不信任，茹费理政府决定采取更加强硬的对华政策，不再容忍中国的拖延与回避，甚至考虑在必要时派兵进入越南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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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8日（光绪九年五月初四日），脱利古将茹费理政府的强硬声明转交给了清朝重臣李鸿章，要求清政府立刻履行之前在甲戌年所签订的协议，否则法国将毫不退让，并准备与中国断交。这一声明无疑加剧了中法之间的紧张关系。
沙梅拉库在给法国政府的信中明确指出，除非法国在军事上取得决定性胜利，否则与中国的任何谈判几乎都无法达成实质性的协议。法国外交官认为，中国只有在遭受严重威胁或实际武力的强大压力下，才可能作出让步。由此，法国的对华政策愈发强硬，成为了两国冲突的主要导火索。
越南的抗法胜利与清政府的态度
1883年，越南的局势在法国的压力下变得异常紧张。越南国君嗣德王去世后，继位的协和王向曾在纸桥之战中表现英勇的刘永福黑旗军颁发了奖赏，刘永福被封为“义良男”，并授予一系列的军功勋章。然而，尽管越南人民展现出了不屈的抗法精神，越南政府却已无力应对法国的强大军事压力，逐渐沦为法国的傀儡。
尽管如此，越南政府仍不忘向黑旗军将士表达慰问与奖赏，尤其是对已经在战争中牺牲的英雄，给予适当的慰问与奖金。这一举措反映了越南人民在法国侵略面前的无奈，同时也体现了他们不愿完全屈服的民族自尊。
清政府的消极态度
与越南政府顽强抵抗的精神相对，清政府对越南局势的反应显得冷淡而消极。李鸿章上奏清政府时明确指出：“越南自取危亡，无法援救。”他认为，越南自1874年与法国签订条约后，已经成为法国的保护国，与中国传统的宗藩关系已被切断，因此中国不应卷入越南的内政纠纷。最终，清政府决定不派兵援助越南，而是加强了边防，防止法国进一步侵入中国的西南边疆。
这一决策得到了清政府高层的采纳，并且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得以继续执行。尽管李鸿章主张避免与法国的直接冲突，但国内主战派的官员对这一策略表示强烈不满，他们认为中国应当积极支持越南抗法，因为法国的威胁并非不可抵挡。
刘永福与黑旗军的困境
在清政府冷淡的态度下，刘永福和黑旗军在与法国的抗争中逐渐陷入困境。刘永福不仅面临法国军队的持续反扑，还缺乏来自中国的援助和物资支持。尽管他竭尽全力招募地方兵员、采购武器装备，但由于财力匮乏，黑旗军的防御措施依旧滞后。广西的地方官员对提供援助持消极态度，使得刘永福及其部队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结局与反思
最终，黑旗军未能得到足够的支持，尽管刘永福在战场上取得过一些胜利，但因缺乏持久的后勤支援，战局无法持续。唐景崧等主战派官员对清政府的消极态度感到愤慨，然而中国最终并未能像预期的那样对越南提供有效支援，导致越南最终完全沦陷。
这一历史冲突不仅揭示了中法之间复杂的外交博弈，也反映了清朝末期内政腐败、外交失误的严重后果。中国未能及时介入，错失了保护越南的良机，也导致了黑旗军未能继续有效地抗法，成为这一段历史的痛苦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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